11月25日，天津日报专版刊登文章《复杂商事纠纷的“专业裁判”》，报道了今年9月12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于2026年3月1日正式施行。仲裁是不打官司解决纠纷的好方式，在天津仲裁委员会的过往“战绩”中，有许多体现仲裁价值的案例。{p}今年9月12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于2026年3月1日正式施行。这部历经30年实践检验的法律，将在国际化接轨、数字化革新、专业化提升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p}说到不用打官司就能解决纠纷的好办法，仲裁一定是其中的“明星选手”。它的核心魅力就在于——充分尊重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天津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吴彬打了个比方：“诉讼就像走官方流程，国家强制力兜底，是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可到了仲裁这里就要灵活便捷得多，尤其在那些专业又复杂的商事纠纷中，优势特别明显。”{p}具体优势在哪里？吴彬道出了三个关键点：首先是程序更灵活，当事人可以协商选择仲裁机构、仲裁员、仲裁地、适用法律甚至仲裁语言。其次，仲裁审理通常不公开进行，有效保护了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隐私。最后，仲裁裁决一裁终局，避免了诉讼可能带来的冗长上诉、申诉程序，使得纠纷解决更为高效。{p}“另外还有一个加分项！”吴彬补充道，“根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我国也是缔约国之一），仲裁裁决在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得到承认和执行，这也是许多国际商事纠纷选择仲裁解决的重要理由。”{p}“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容易将‘仲裁’和‘劳动仲裁’混为一谈。”吴彬强调，这两种仲裁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仲裁更像“君子协定”——依据《仲裁法》，得双方商量好签个仲裁协议才能去仲裁，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仲裁语言、仲裁员等都可以由双方协商选择，裁决一下来就生效，想质疑只能去法院申请撤销或不予执行，全程都是平等主体商量着来。而劳动仲裁就带有“官方处理”的意味了——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它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闹矛盾时的“必经之路”，不用提前签仲裁协议。劳动仲裁裁决分终局裁决和非终局裁决两种，除了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12个月金额的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争议和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是一裁终局之外，其他裁决都是非终局裁决。但不管是不是终局裁决，劳动者如果对劳动争议仲裁结果不服，还可以到法院接着告，不算“一锤定音”；用人单位如果对终局裁决不服的，不能去法院诉讼，只能去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再说机构设置、程序规则这些细节，两种仲裁也完全不同。{p}“简单来说，仲裁是‘你情我愿’的民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劳动仲裁更像‘带着温度的司法前哨’，专解劳动关系里的那些事儿，也是劳动争议司法解决的前置程序。”吴彬笑着说，“弄明白它们的区别，真遇上纠纷时，才能精准选对路径，自己的权益才更有保障！”{p}在天津仲裁委员会的过往“战绩”中，便藏着许多“教科书级”的案例，它们不仅是法律智慧的结晶，更折射出仲裁在化解复杂矛盾中的独特价值。{p}在一起复杂的建设工程案件中，总包方与分包方就工期延误责任争执不下。仲裁庭经过大量调查、悉心审理，最终对建设工程总分包合同工期责任认定展开了详细且专业的论述：明确消防工程需以总包提供主体结构验收、作业面、甲供材料等为施工前提，结合微信聊天记录、材料进场时间等证据，细致梳理出主体结构施工滞后、作业面清理不及时、甲供材料到场延迟等具体情形，精准认定工期延误系申请人（总包方）未履行协作义务所致，为建设工程领域总分包工期责任划分提供了“结合施工逻辑、紧扣证据链、区分义务归属”的专业裁判范式，充分体现仲裁庭对建设工程施工特性与法律适用的深度把控。这个案例后来被多家建筑企业作为员工培训教材。{p}“仲裁员多是行业专家，能结合施工逻辑和法律适用作出裁决，这是诉讼难以比拟的优势。”吴彬介绍，目前天津仲裁委员会在聘仲裁员总数达到900余名，涵盖法律、建筑工程、海事海商、环资能源、金融、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等诸多专业领域。通过不断建强的仲裁员队伍，服务经济发展大局。{p}除了复杂的商事纠纷之外，天津仲裁委员会还处理了大量关乎普通公民切身利益的案件，精准把握“三个效果相统一”，维护了平等公正，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p}在一起涉及人力资源服务协议效力及责任划分的案件中，一名求职者支付20万元的高价“服务费”委托某人力资源机构“办理国企编制”，协议中出现“保证获正式编制”等字眼，相关微信聊天记录中还有“内推”等内容。仲裁庭经审理，综合判定协议实质是通过非正当方式获取国企岗位，违背全社会推崇的平等就业的公序良俗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认定协议无效。同时，严格依据《民法典》的规定，裁决该人力资源机构返还20万元服务费，又因求职者明知委托事项违背公序良俗仍参与，认定其存在过错并驳回资金占用费主张。{p}该裁判既维护了公平就业的社会秩序，又为涉“托关系找工作”类纠纷的效力认定与责任划分提供了清晰法律标尺，充分体现出仲裁庭对公序良俗原则的精准适用及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有力维护。{p}在一起金融理财纠纷案件中，由于产品到期后，有关机构未兑付本金及收益，产品购买者为维权，尝试通过多种途径、方法解决纠纷、挽回损失，但始终未能如愿，无奈之下只得申请仲裁。{p}仲裁庭经审理，一方面认定由于两被申请人不具备发行金融产品资质，案涉交易脱离金融监管，违反法律规定，扰乱金融秩序，案涉合同为无效合同；另一方面依照法律关于合同无效法律后果的规定，裁决两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投资本金，不支持申请人关于投资收益和违约金的请求。从立案到作出裁决，天津仲裁委员会仅用时一个半月，不但及时为申请人解决了困扰已久的难题，也坚守了仲裁机构应当保障我国金融秩序的立场，兼顾了纠纷解决的高效性与仲裁的专业性、导向性。申请人及其代理律师接到裁决时都激动地表示，没想到能这么快拿到结果，并对裁决结果和理由表示由衷认可。{p}作为与新中国仲裁事业共同成长的机构——天津仲裁委员会，正迎来成立30周年的关键节点。从1995年全国首批7家仲裁机构之一，到如今跻身司法部“中国特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培育工程”首批名单，天津仲裁委员会的30年是不断奋进的30年。{p}“回望1994年，那时的中国正站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WTO谈判的推进、数十部经济领域法律的密集出台，让“如何高效解决商事纠纷”成为迫切命题。彼时，国内商事纠纷多依赖行政调解或诉讼，但涉外贸易的激增让“国际通行的仲裁机制”成为刚需。{p}“那是大时代的一个缩影。”第一届天津仲裁委员会主任张秉银回忆道。1995年4月，国务院法制办率队赴欧洲考察仲裁机构，随后选定天津、上海等7个城市作为首批试点地区。“天津的任务不仅是建机构，更要为全国探路。”张秉银说。在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筹备团队仅用数月便完成“不可能的任务”：组建17人委员会，遴选258名涵盖法律、经贸等领域的仲裁员（含25名涉外仲裁员），制定《仲裁程序规则》多个文件，甚至完成了司法登记手续。1995年9月28日，天津仲裁委员会揭牌成立，与北京、上海等兄弟城市共同点亮了中国仲裁的“第一簇星火”。{p}成立之初的挑战超乎想象。“仲裁没有知名度，企业遇到纠纷更愿到法院打官司；仲裁规则尚不完善，需要在实践中打磨；甚至连‘仲裁是什么’都要向市场主体解释。”老仲裁员们记得，早期案件多是标的额几十万元的买卖合同纠纷，仲裁员们一边办案一边普及仲裁理念。{p}一组数据勾勒出天津仲裁委员会的成长轨迹：1995年只受理了8个案件，涉案标的额仅为587万元，案件类型也很单一。到2024年，受理案件2518件，涉案标的额达61.56亿元，案件类型已从传统的建设工程、买卖合同，拓展至金融科技、海事海商、知识产权、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涉外案件涉及美国、日本、哈萨克斯坦等诸多国家和地区，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p}在制度创新层面，天津仲裁委员会同样贡献了许多“天津样本”。天津仲裁委员会专职副主任金鸿侠介绍，天津仲裁委员会相继出台了《天津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管理办法》《天津仲裁委员会开庭规范》《天津仲裁委员会裁决书撰写规范》等10余部文件，为公正裁决筑牢防线；在自贸试验区发布《天津仲裁委员会临时仲裁服务指引》，为解决涉海事海商法律纠纷提供更便捷的法律服务；制定《天津仲裁委员会海事仲裁暂行规则》，弥补海事纠纷化解的程序性短板；创新“调解+仲裁确认”模式，与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合作化解技术服务纠纷，既保留调解的灵活高效，又通过仲裁赋予调解结果强制执行力，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知识产权保护“天津样本”。{p}更值得一提的是天津仲裁委员会“三大品牌”的硬核实力：聚焦国家战略，打造“自贸仲裁”“知产仲裁”“金融仲裁”特色名片。2023年与天津自贸试验区人民法院签署《关于推进国际商事纠纷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合作备忘录》，并加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服务涉外商事、融资租赁等领域，承接人民法院涉外、融资租赁先行调解案件，打造多元、便捷的一站式平台服务。{p}金融领域则针对保理、融资租赁等复杂纠纷，精准界定法律关系。“保理合同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者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者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服务的合同。”金鸿侠介绍，在天津仲裁委员会曾审理的一起保理合同案中，仲裁庭明确保理合同项下债权转让的通知效力，需保理人在合理期限内以“表明保理人身份+附必要凭证”的方式通知债务人方为有效，纠正了“仅形式送达即主张生效”的认知偏差；同时紧扣保理业务核心，指出基础债权（工程款）需结算明确、金额确定方可主张权利，既维护了商事交易秩序，又为保理业务中债权转让通知规范、基础债权审查提供了清晰法律指引，充分体现了仲裁庭对复杂商事纠纷的精准裁判能力与专业法律素养。{p}“天津仲裁委员会的成长，始终与这座城市的战略定位紧密相连。”金鸿侠告诉记者，天津仲裁委员会在助力天津自贸试验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涉外商事海事争端解决优选地方面持续用力。{p}“我们组建了高质量海事海商仲裁员队伍，增聘伦敦、新加坡等地及中国香港地区国际知名仲裁机构的优秀海事海商仲裁人才，形成128人的专业海事仲裁员名册。”除此之外，天津仲裁委员会还与市高院签订《框架协议》，提高涉海事海商法律纠纷多元化解水平；在自贸试验区、河北区设立流动仲裁庭，满足航运要素集聚区市场主体就近立案、就近开庭的需求。{p}据了解，为建立各地仲裁机构和行业组织的沟通机制，天津仲裁委员会与新加坡海事仲裁院签订合作协议，在共同推介仲裁，共享海事争议解决信息，共同拓展业务，共同组织及参与会议、培训、讲座等活动方面建立合作机制。在不断地努力与推动下，天津仲裁委员会2025年受理涉外案件量、标的额再创新高，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法律后盾。{p}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天津仲裁委员会从“参与”到“共建”，助推京津冀三地仲裁机构通过构建高效协同的仲裁公共服务体系，打破区域壁垒，实现规则共商、资源共享、结果互认。2025年京津冀仲裁机构座谈会后，企业跨区域纠纷解决效率大幅提升，“协同红利”加速释放。{p}站在30周年的节点，天津仲裁委员会的目光已投向更远处。“我们要做商事纠纷解决的‘优选地’，让企业遇到跨境争议时，能够想到天津仲裁；要做民生权益的‘守护者’，让公平正义渗透到每个角落；更要做法治建设的‘参与者’，用专业与创新回应时代的每一次召唤。”金鸿侠表示。{p}“仲裁的本质是信任。”一位经历30载风雨的资深仲裁员说，“当事人愿意把涉及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纠纷交给我们，这份信任比金子还珍贵。”如今，天津仲裁委员会的名称正出现在越来越多国际合同中，成为跨国企业信任的中国法治符号。当历史的指针指向未来，这束法治之光，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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